帳單寄給誰
短視近利的病根，
是做決定的人不付帳
美國大企業執行長的任期中位數不到五年，冗餘的好處卻可能十年後才看得到；台灣大約每兩年就有一場大選，勞保精算推估的基金餘額，在 2031 年轉為負值。短視近利，不一定是誰比較壞，常常只是做決定的人不用付帳。本文是〈表面的公平〉的下集：上集問帳單什麼時候到，這一集問帳單寄給誰——從經理人、民主國家的選舉，到看起來比較穩的計畫經濟；再看世界工廠退潮、合久必分之後，為什麼一位採購要扛全部靜電品項，以及一站式購足要怎麼做，才不會變成另一個單一來源。
In Brief
This is the second half of Surface Fairness. The first part asked when the bill for a decision arrives; this one asks where it is sent. We call it the bill’s address: back to the person who decided, to someone else, to the next office-holder, or to the next generation. People who receive their own bills tend to look far ahead; people who can mail them elsewhere tend not to, however clever they are. Nassim Taleb calls the cure “skin in the game”; the Code of Hammurabi wrote it into law nearly 3,800 years ago.
Short-termism is easy to find in democracies. William Nordhaus described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in 1975. Taiwan’s Labor Insurance Fund is projected to turn negative in 2031, while government top-ups have grown from NT$20 billion in 2020 to about NT$130 billion a year; the 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projects federal debt held by the public rising from 101% of GDP in 2026 to 175% in 2056. State-led planning in China can look steadier—China holds about 85% of global solar supply-chain capacity and accounted for six in ten electric cars sold worldwide in 2025—but its bills arrive at later cut points: land-sale revenue fell 52% from 2021 to 2025, a 10-trillion-yuan local-debt swap followed in 2024,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remains the starkest case of planning without feedback. Both systems turn short-sighted wherever decision-makers do not pay.
Meanwhile the factory floor is dividing. Taiwan’s approved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fell from 83.8% of its outward investment in 2010 to about 3.8% in 2025, as new plants spread to the United States, Mexico, Japan, Germany and India. Smaller, scattered plants mean one buyer must now handle every anti-static or cleanroom item. A one-stop supplier helps only if it is one window, many sources: one order and one invoice for the buyer, qualified backup sources and stock behind it, and the integrator paying when something fails. Buyers should run a barbell—consolidate the long tail through one window, and keep second sources for the few critical items.
1. 帳單寄給誰——短視近利的病根
短視近利，常常不是因為人笨，是因為帳單寄到了別人家。
從 1790 年的艾德蒙．柏克、1945 年的海耶克，到珍．雅各、詹姆斯．斯科特，再到今天的塔雷伯，有一條兩百多年的思想線，一直在批評同一件事：人太相信自己能從上往下規劃一切。拿這條線來看現代組織，可以整理出五個常見的病灶：過度優化、極端分工、集中管理、專家治理，以及制度性的風險轉嫁。
五個病灶看起來各不相同，病根卻只有一個：做決定的人拿走好處，帳單寄給別人。塔雷伯把解方叫做 skin in the game——把自己的皮肉押進賭局裡；這本書的台灣譯本，書名就叫《不對稱陷阱》[1]。這個道理比任何管理學都老：將近三千八百年前的《漢摩拉比法典》第 229 條寫著，建築師蓋的房子倒了、壓死屋主，建築師要償命[2]。
本文把這件事整理成第二把尺，叫做帳單地址。上集的時間切點問帳單什麼時候到；帳單地址問帳單寄給誰。地址只有四種：寄回做決定的人自己、寄給別人、寄給下一任、寄給下一代。帳單寄回自己家的人，自然會看遠；能把帳單寄到別人家的人，再聰明，也容易短視。
經理人：成本在任內，好處在任後
經理人是最常見的例子。根據 Equilar 的統計，美國 S&P 500 大企業的執行長，任期中位數在 2013 年是 6 年，到 2022 年只剩 4.8 年[3]。冗餘、庫存、備援，成本記在今年的財報上，好處卻要等到出事的那一年才看得到。
豐田的例子很清楚。2011 年東日本大震災之後，豐田要求供應商依交期長短，囤放 2 到 6 個月的晶片[4]。這筆錢平時看起來是浪費；十年後的 2021 年初，全球車廠陷入晶片荒，路透社那篇報導的標題就是〈豐田為什麼在晶片短缺時反而過得好〉。從 2011 到 2021，差不多隔了兩個任期中位數——付錢的那一任，多半看不到回報。
信評機構：評等費先入帳，虧損後寄出
信評機構是另一種地址。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（FCIC）2011 年的最終報告寫得很重：三大信評機構是金融崩潰的「關鍵推手」。2000 到 2007 年，穆迪把將近 45,000 檔房貸相關證券評為 AAA；光是 2006 年，每個工作天就蓋出 30 個 AAA，而那一年評為 AAA 的房貸證券，最後有 83% 被降級[5]。評等費在切點一入帳，評錯的虧損在切點二寄給投資人。
| 病灶 | 在世界上 | 在採購現場 | 帳單寄給誰 |
|---|---|---|---|
| 過度優化 | 零庫存、單一產地；2021 年晶片荒，估計全球車廠少生產 770 萬輛[6] | 只比單價、不留安全庫存 | 停線那一天的產線 |
| 極端分工 | 每個人只懂一個環節，環境一變就接不上 | 一位採購只懂一兩個品項；工廠一縮小就不夠用 | 接手的採購 |
| 集中管理 | 世界工廠、大到不能倒 | 一個品項只押一家工廠 | 源頭出事時的所有客戶 |
| 專家治理 | 信評機構評錯照收費[5] | 只看採購 KPI 的單價，不看停線和重工 | 生產與品保 |
| 風險轉嫁 | 預售屋的風險留給買房的人 | 年降把成本壓給供應商，再以品質還回來（見上集） | 下游客戶 |
2. 民主國家：選票幾年一次，帳單開在後面
常聽人說民主比較好；但看各國的帳本，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，很多也是短視近利。
經濟學家諾德豪斯（William Nordhaus）1975 年就提出「政治景氣循環」：執政者想連任，任期前段先緊縮，選前再刺激景氣，讓失業率在投票前下降，通膨的代價等選後才來[7]。上集提過的尼克森就是這個劇本：私下說管制行不通，仍在 1971 年 8 月宣布凍結；付帳的切點，排在 1972 年選舉之後[8]。
台灣：勞保的帳，一直往後寄
台灣最清楚的例子是勞保。勞動部 2025 年 1 月公布的最新精算報告推估，勞保基金的累積餘額會在 2031 年出現負值，比前一次報告推估的 2028 年延後三年；這份推估已經算進截至 2025 年、連續 6 年合計 3,870 億元的政府撥補[9]。撥補還在加碼：從 2020 年的 200 億元，增加到 2024 到 2026 年每年約 1,300 億元，七年合計 5,170 億元[10]。
帳單換了地址：原本可以靠調整費率和給付條件補上的缺口，改由全體納稅人的預算來補。費率、給付、請領年齡，每一個開關都要有人在選前扛罵名；而 2026 年 11 月 28 日有地方選舉，2028 年初（預計 1 月）有總統大選，2030 年又是地方選舉[11]——推估的 2031 年，排在這三次選舉之後。這不是哪一個政黨的問題：只要選舉排在帳單前面，誰執政都會面對同樣的誘因。勞動部也強調，勞保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[9]——帳單不會消失，只會換地址；上集談過的健保，也是同一個結構。
美國與德國：債務和缺口
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（CBO）2026 年的長期預測：聯邦政府公眾持有的債務，2026 年約為 GDP 的 101%，到 2056 年升到 175%[12]——兩黨輪流執政，帳單一路往後寄。德國是另一種寄法：地方政府自評的公共投資缺口，2026 年達到 2,312 億歐元的新高[13]；2025 年 3 月，德國國會修改基本法，設立最多 5,000 億歐元、為期 12 年的基礎建設與氣候保護特別基金[14]。多年壓低的公共投資，最後以修憲舉債補上——付帳的，是下一代。
3. 計畫經濟看起來比較穩？——同一個問題，換一個切點
從切點一看，這個觀察有它的道理；換到切點二、三，帳單一樣在。
長期規劃的本事
跟幾年一輪的選舉相比，中國由國家主導的長期規劃（很多人稱之為計畫經濟），確實有它的本事。國際能源總署（IEA）2026 年的報告指出，中國約占全球太陽能供應鏈產能的 85%、鋰電池供應鏈產能的 80%，太陽能矽晶圓（PV wafer）更高達 95%[15]；2025 年，中國賣出超過 1,300 萬輛電動車，全球每 10 輛電動車有 6 輛在中國賣出[16]；高鐵營運里程，也從 2020 年的 3.79 萬公里增加到 2025 年底的 5.04 萬公里[17]。這些產業都需要連續押注十幾二十年的政策，這也是很多人覺得計畫經濟比較穩的原因：選舉週期很難做到。
同一套體制的帳單
不過，本文開頭那條思想線，批評的正是中央規劃。海耶克 1945 年的論文〈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〉指出：社會運作需要的知識，分散在無數人的現場經驗裡，任何中央機關都收集不完[18]。斯科特記錄了德國的「科學林業」：把混生的天然林換成整齊的單一雲杉林，第一代長得很好，第二代就明顯衰退；純雲杉連種兩三代，林地等級掉一到兩級，等於減產 20% 到 30%，最嚴重的情況讓德文多了一個新詞——「森林死亡」（Waldsterben）[19]。第一代吃的，是老森林累積下來的土壤老本。
中國的土地財政，是同一種結構的現代版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在 2021 年達到 8.71 兆元人民幣的高峰，到 2025 年降到 4.15 兆元，少了 52%[20]；恒大 2021 年 12 月違約，2024 年 1 月被香港高等法院頒令清盤，碧桂園也在 2023 年 10 月違約[21]；2024 年 11 月，中央推出 10 兆元的地方隱性債務置換，把地方需要在 2028 年前消化的隱性債務，從 14.3 兆元降到 2.3 兆元[22]。預售屋的錢先收，土地出讓金先進地方財政；房子能不能蓋好、房價會不會跌，帳單寄給買房的人和下一任官員。
歷史上的帳單更重。大躍進期間的大饑荒（約 1959 到 1961 年），學界對超額死亡人數的估計差距很大，從約 1,500 萬到 4,500 萬人以上都有；常被引用的有 Ashton 等人 1984 年的將近 3,000 萬人、楊繼繩《墓碑》的約 3,600 萬人，以及馮客（Frank Dikötter）的至少 4,500 萬人[23]。這是由上而下、不聽現場的大規劃，最慘烈的一次帳單。
反過來，中國真正起飛的那一段，起點恰恰是放手。1978 年 11 月 24 日，安徽小崗村 18 位農民冒著風險按下紅手印，私下把集體的地分給各家耕種[24]。小崗村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地方，但中央後來追認了這種做法：1982 到 1984 年連續發布一號文件推廣，到 1983 年底，全國已有 93% 的生產隊實行這種責任制[24]。這是海耶克那篇論文的中國版本：現場的人知道的事，比中央多。
塔雷伯和 Treverton 2015 年在《外交事務》提出，國家的脆弱有五個主要來源：中央集權、經濟不夠多元、過度舉債與槓桿、政治缺乏變動，以及沒有挺過衝擊的紀錄。他們寫道：集中化讓偏差變少、事情看起來運作得更順，卻放大了偏差真正發生時的後果[25]。更早在 2011 年，塔雷伯和 Blyth 就寫過：人為壓住波動的複雜系統會變得極為脆弱，表面上卻看不出風險[26]。用上集的話說，這就是十點鐘政策：小火都被撲掉了，燃料留在林子裡。嘉鴻智庫在〈AI 泡沫會大爆還是慢消風？〉提出的透明化緩衝模型，說的也是同一件事。
兩邊放在一起看
英國提供了另一面的例子。2022 年 9 月 23 日，Truss 政府公布大規模減稅方案，公債市場隨即動盪，英格蘭銀行 9 月 28 日宣布進場買進長期公債；她 10 月 20 日宣布辭職，在職只有 49 天[27]。民主的吵，有時候就是小火：錯的決定，很快就被燒掉。
| 民主國家 | 中國的長期規劃 | |
|---|---|---|
| 切點一看起來 | 吵、慢、政策常翻；小火很多 | 穩、敢做長期投資：太陽能供應鏈約占全球 85%、電動車銷量占全球六成 |
| 帳單寄給誰 | 下一任、下一代：勞保推估 2031 年餘額轉負；美國公眾持有債務 2056 年達 GDP 的 175% | 買房的人、地方財政、下一任官員：土地出讓收入 2021 到 2025 年少了 52%；10 兆元隱性債務置換 |
| 怎麼修正 | 選舉與市場：Truss 的減稅方案引發公債市場動盪，在職 49 天下台 | 由上而下；小崗村是後來才被追認的例外 |
| 共同的病根 | 多數做決定的人有任期或會輪調，帳單比任期晚到 | |
所以「民主比較好」和「計畫比較穩」，都只答了一半。兩種體制都會短視，因為兩種體制裡，多數做決定的人都有任期——民主國家的民選官員，和中國定期輪調的地方官員；差別在帳單寄到哪裡、多久之後才寄到。民主的小火多，慢火卻一樣撲不了——勞保和美國的債務就是例子；計畫的小火少，燃料卻可能一路堆積——土地財政就是例子。嘉鴻智庫不替任何一種體制背書，我們只問兩件事：帳單什麼時候到，寄給誰。
4. 合久必分：世界工廠退潮
「話說天下大勢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」這是《三國演義》第一回的開場白，說的正是這幾年的供應鏈[28]。
過去三十年是「合」：全世界把生產集中到中國。到 2023 年，中國製造業附加價值約占全球的 28%[29]；富士康鄭州廠在尖峰時期，一個廠區約有 35 萬人在組裝、測試和包裝 iPhone[30]。集中的好處在切點一：規模大、單價低、效率高。
帳單在切點二寄到。依 AlixPartners 2021 年 9 月的估計，晶片荒讓全球車廠當年少生產 770 萬輛車、營收少了 2,100 億美元[6]——這正是開頭五個病灶裡的第一個：過度優化。前面提到豐田的 2 到 6 個月晶片庫存，平時看是浪費，那一年是保險。
現在是「分」。經濟部核准的對中國投資，在 2010 年占台灣整體對外投資的 83.8%，2023 年降到 11.4%，2024 年 7.5%，2025 年只剩約 3.8%[31]；2023 年起，台灣對美國的投資二十多年來首度超過對中國[32]。2024 年對中國投資的金額一度回升兩成，經濟部說明主要是併購已有中國業務的外國公司[31]。
新廠分散到各個消費市場。台積電熊本廠 2024 年 2 月開幕、亞利桑那廠 2024 年第四季量產、德勒斯登廠 2024 年 8 月動土[33]；伺服器這一塊，鴻海在墨西哥瓜達拉哈拉蓋 GB200 伺服器廠；鴻海和緯創也分別在德州休士頓、達拉斯一帶，為 NVIDIA 建廠，緯創的 Fort Worth 廠 2026 年 7 月開幕，緯穎德州廠 2026 年 9 月開幕，和碩德州 Georgetown 廠也預計 2026 年營運[34]。McKinsey 2025 年的調查中，38% 的企業計畫降低在中國的供應鏈布局，43% 計畫在未來三年把更多供應鏈布局移往美國[35]；蘋果 2025 年約有四分之一的 iPhone 在印度組裝[36]。
這些新廠有一個共同點：規模遠不到當年鄭州那種幾十萬人的等級，數量卻變多、分散在好幾個國家。工廠在分，需求就變得零碎——最先感受到的，是採購。
5. 一位採購，扛全部靜電品項
以前一個品項養得起一位採購；現在一位採購要扛一整類。
在世界工廠的年代，一個廠區動輒幾萬到幾十萬人。無塵衣、無塵鞋、靜電手環、腳跟帶、靜電桌墊、指套，每一樣的用量都大到值得一位採購專門管一兩個品項：找廠、比價、議價、追交期，都有規模撐著。
這是嘉鴻在客戶端最直接的觀察：工廠分到各國之後，每個廠的人數少了，品項卻一個也沒少。每一項的量都變小，一個品項已經撐不起一位專職採購；現在常見的是，一位採購要負責全部的靜電品項，甚至全部的無塵室品項。選型與驗收的功課也跟著落到同一個人身上；〈無塵服、無塵鞋與靜電拖鞋怎麼選〉整理了這類品項的規格與驗收要點。
最多的工作，花在最小的金額上
這些品項，在採購的術語裡叫「尾端支出」（tail spend）。McKinsey 的研究指出，尾端支出占企業採購品項的八到九成，金額卻只占一到二成；Kearney 的估計是，尾端供應商占供應商總數的六到八成，支出只占一到二成[37]。換句話說，最多的工作量，花在最小的金額上。
問題在於，每一家供應商的固定工作，不會因為量小而變少。英國《The Manufacturer》刊出曼徹斯特商學院與 MRO 通路商 RS Components 合作的研究：MRO 貨款 10 萬英鎊的企業，總採購成本約 30 萬英鎊——每花 1 元買貨，流程大約還要再花 2 元[38]。APQC 2026 年的基準調查，光是處理一張採購單，表現最好的四分之一企業（第 25 百分位）約 13.85 美元，中位數 29.59 美元，表現最差的四分之一（第 75 百分位）要 54.50 美元[39]。嘉鴻在〈Part VIII｜別再盲目比價！〉也用過一個保守的情境：一家 300 人的電子廠，每月 50 張 MRO 採購單，每張的人工流程成本抓 1,500 元，一年就是 90 萬元的隱形成本。
分開買：每家每月 1 張採購單 → 12 張 × 12 個月 = 144 張／年
每張以 APQC 中位數 29.59 美元計 → 144 × 29.59 ≈ 4,261 美元／年
交給一個窗口：每月 1 張 → 12 × 29.59 ≈ 355 美元／年
這只是開單的錢，不含驗收、對帳、建檔和稽核。
開單的錢不多；真正貴的，是 12 家供應商各自的交期、品質異常、最小訂購量和對帳——而在小廠裡，這些都落在同一位採購身上。〈Part VII｜找新供應商又被放鴿子？〉列過，新增一家供應商要先過四關：信用消耗、溝通摸底、徵信調查、內部行政，還沒下單，成本就已經發生。
工廠在分，需求要有人合
量變小，還有一個直接的後果：達不到最小訂購量（MOQ）。小廠只好多買、囤著，或接受更高的單價。嘉鴻在〈Part II｜一站式MRO是如何降低斷料風險與 MOQ 卡關的採購困境？〉寫過整合型供應商的做法：把不同客戶的需求在後台合單，一起超過 MOQ，也一起向原廠取得安全庫存的承諾。工廠在分，需求就要有人重新合起來——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在供應鏈裡換了一層繼續轉。
6. 一個窗口，不是一個來源
一站式購足最常被問的一句：全部交給一家，不就是單一來源？
這個問題問得對。開頭的五個病灶裡，第一個就是過度優化：只押一家、不留備援，平時最省，出事最慘。如果「一站式」的意思是一個窗口、背後也只有一家工廠，那它就是單窗單源——最省事，也最脆。
本文把可行的做法叫做單窗多源：對採購是一個窗口，背後是多個合格來源與備貨。把窗口和來源分開來看，可以畫出四種組合：
單窗多源能成立，關鍵在帳單地址。整合商同時接了一個客戶的幾十個品項，任何一項出事，丟的可能是整個客戶——帳單寄回自己家，所以會看遠。這也是上集修正過的那句承諾：保固爭議，嘉鴻承擔，但一定附上真因。條款寫不清楚時，代價會落在誰身上，〈理賠了，為什麼要保密？〉談過。
嘉鴻自己有一條規則：一站購足賣的不是那些品項，是省掉客戶的採購麻煩——省麻煩才是產品，品項只是實現它的材料。所以衡量一站式做得好不好，看的不是品項數，是一次購足率和交付的一致性。
7. 對中游供應鏈的意涵本篇核心
世界在分，採購要決定的是：哪些合起來，哪些分開放。
採購的槓鈴
塔雷伯的槓鈴策略，是把資源放在兩端：一端極度安全，一端保留選擇權，避開看起來穩健、其實兩頭落空的中間地帶[40]。換到採購，就是：
三個問題，問帳單地址
下一次談年降、要樣品、簽保固、換供應商之前，先問三個問題：
一、這個決定的帳單寄給誰？年降和免費樣品的帳單，上集〈表面的公平〉算過：先寄給供應商，再以品質寄回來。
二、冗餘放在哪裡、誰付錢？放在採購身上，還是放在供應商身上？放在採購身上的冗餘，付的是採購的時間。
三、出事的時候誰付帳？真因報告、換貨、保固的責任，寫在合約前面，不是出事之後才談。
不用說服所有人
塔雷伯還有一個觀察：堅持的少數，常常決定多數的標準。遵守猶太潔食戒律的人口只占美國居民的 0.3% 不到，但市面上看起來幾乎所有的飲料都符合潔食規條——因為對其他人來說，喝哪一種都可以[1]。採購也一樣：您不需要說服整個部門，只要在關鍵品項上一直堅持要真因報告，供應商就有理由把它變成標準作業。
8. 讓做決定的人自己付帳
最便宜的長期規劃，是讓做決定的人自己付帳。
塔雷伯在《反脆弱》的開頭寫：「風吹滅蠟燭，卻助長火勢。」[40]波動對脆弱的東西是威脅，對強韌的東西是養分。
林迪效應說的是：存在越久的做法，預期還能存在得越久[41]。雜貨店——把一個地方需要的東西，集合在一個窗口——已經存在了幾百年；把全世界的生產集中在一個地方，只合了二、三十年。世界工廠會不會繼續分下去，沒有人說得準；但需要有人把零碎的需求重新合起來，這件事大概不會變。
上集說：看一件事，至少看三次。這一集補一句：每看一次，都問帳單寄給誰。
短視近利，常常不是因為人笨，是因為帳單寄到了別人家。
帳單地址：寄回自己、寄給別人、寄給下一任、寄給下一代。只有寄回自己家的那一種，做決定的人會看遠。
民主的吵是小火，計畫的穩可能是堆著的燃料；兩種體制，都要問帳單寄給誰。
世界在分，需求要有人合：一個窗口，不是一個來源。
常見問題
什麼是「帳單地址」？
每個決定都有帳單。上集〈表面的公平〉問帳單什麼時候到（時間切點）；帳單地址問帳單寄給誰：做決定的人自己、別人、下一任，還是下一代。帳單寄回自己家的人會看遠；能寄到別人家的人，再聰明也容易短視。
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比較短視嗎？
有不少研究和例子可以對照：諾德豪斯 1975 年提出「政治景氣循環」；台灣勞保基金依 2025 年 1 月的精算報告，2031 年累積餘額轉負，政府撥補從 2020 年 200 億元增加到 2024 至 2026 年每年約 1,300 億元；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估，公眾持有債務占 GDP 會從 2026 年的 101% 升到 2056 年的 175%。但民主也有快速修正的例子：英國 Truss 的減稅方案引發公債市場動盪，她在職 49 天就下台。
中國的計畫經濟是不是比較穩？
從切點一看，長期規劃確實做出了成績：中國約占全球太陽能供應鏈產能 85%，2025 年全球每 10 輛電動車有 6 輛在中國賣出。但同一套體制也有晚到的帳單：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從 2021 年 8.71 兆元降到 2025 年 4.15 兆元，2024 年推出 10 兆元地方隱性債務置換；大躍進期間的大饑荒，學界估計的死亡人數從約 1,500 萬到 4,500 萬人以上都有。嘉鴻智庫不替任何體制背書，只問帳單什麼時候到、寄給誰。
為什麼現在一位採購要管全部靜電品項？
生產從集中走向分散：經濟部核准的對中國投資占台灣對外投資的比重，從 2010 年的 83.8% 降到 2025 年約 3.8%，新廠分散到美國、墨西哥、日本、德國與印度。每個廠的規模小、每個品項的量也小，一個品項撐不起一位專職採購，所以一位採購要負責全部靜電或無塵室品項。
一站式購足不就是單一來源嗎？
要看是不是「單窗多源」：對採購是一個窗口，背後是多個合格來源與備貨，冗餘的成本和出事的後果由整合商承擔。長尾品項適合交給一個窗口；停線就出事的關鍵料，仍建議保留第二來源和安全庫存——這是採購的槓鈴策略。
參考資料
[1] Taleb, N. N.（2018）。《Skin in the Game》；台灣版《不對稱陷阱》，大塊文化，2018（羅耀宗譯）。猶太潔食的例子：遵守戒律的人口只占美國居民 0.3% 不到。locuspublishing.com
[2] 《漢摩拉比法典》第 229、230 條（L. W. King 英譯，耶魯大學 Avalon Project）：建築師蓋的房子倒塌、壓死屋主，建築師處死；壓死屋主的兒子，建築師的兒子處死。avalon.law.yale.edu
[3] Equilar（2023-07-21）。CEO Tenure Rates（S&P 500 執行長任期中位數：2013 年 6 年、2022 年 4.8 年）。equilar.com
[4] Reuters（2021-03-09）。How Toyota thrives when the chips are down（2011 年後要求供應商依交期長短，囤 2 到 6 個月的晶片）；Toyota（2016-03-11）。Five Years on（RESCUE 供應鏈資料庫）。reuters via yahoo.com；global.toyota
[5] 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（FCIC，2011）。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，結論頁 xxv（三大信評機構是金融崩潰的關鍵推手；2006 年穆迪評為 AAA 的房貸證券，83% 後來被降級）。govinfo.gov
[6] AlixPartners（2021-09-23）。晶片短缺使 2021 年全球車廠營收少 2,100 億美元、少生產 770 萬輛。alixpartners.com
[7] Nordhaus, W. D.（1975）。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。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2(2): 169–190。academic.oup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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